西方舆论经常强调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控制管理的力度，但对中国能否让中国房地产市场顺利“减肥”而不是“泡沫突然崩裂”大都悲观，有人甚至预测了时间表，比如前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，这种“政治驱动的”泡沫———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而拥抱房地产开发———可能在2012年破裂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，在中国解决住房问题，不能指望“以房治房”，根本出路在于调节贫富差距，这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很多人认为抑制房价只要做到两点：一是政府愿意让利，按国际通常的情况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应该在20%左右，相当部分其实是政府在转让土地时的收益；二是能否让地产商不那么“贪心”，也能让出一定的利润空间。但鲍威尔指出，在中国解决住房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中国住房所关联的问题之多是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。房地产拉动着就业、信贷、基础原料生产等非常长的链条，如果使房地产降温，那么其他问题又如何解决？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，中国的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居民生活现代化发展迅速，这在西方国家是分开进行的，但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进行的，使所有矛盾集中到了一起。江涌认为，解决住房难题，政府可能要进行第二轮社会改革。要想让大多数人过上富裕日子，必须要改革利益集团，切出一部分蛋糕。江涌认为，中国的以往改革绝大多数都是在维持现有利益的基础上做增量，通过增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。但解决住房问题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。